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
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而为了保证切要性的落实，阳明又强调格物是诚意的具体实施方法。
支离的意思，好比一个骨干不会有支离，旁支才会岔出去，只有支（branches）才会有歧出。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既然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并不足以概括诚意的意思，那么尚有不必着实用意，而能好善恶恶的情形。切要性意味着工夫可以免于支离，整全性意味着仅诚意工夫即可保证成圣终极目标的实现。他说：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这从他与门人的以下问答可以看出： 又问：心即理之说，程子云‘在物为理，如何谓心即理？先生曰：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
关键词：诚意; 本体; 良知; 工夫; 龙场悟道; 如所周知，王阳明心学形成于正德三年（1508）的龙场悟道，而成熟于正德十五年（1520）左右致良知宗旨的提出。若就客观理解，研究工作言，并无所谓支离也。当然，后世的学者不仅要面对古代的经典，还要面对活生生的现实。
章学诚不是要论证《易》与其他经典的差异，而是要论证《易》与其他经典的共性——《易》何以会和其他记载先王政典的经书一样具有史的性质。章学诚对于各种学问接近大道的程度有着明确的高下分判。它偏重于知的对象，涉及知的形式和目的。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
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是古代经典的传承者和解释者。然后会通其他的领域以最大限度地扩展所知的深度和广度。
显然，学于圣人应当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学于众人之学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圣人的求道活动。就不完备和不圆满而言，时代的风气和个人的天质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如此，则孔子之学就是周公之学。章学诚的确试图超越风气，但是他强调通过自识和反思来超越风气，而非运用综合和复古的方式。
（参见倪德卫，第118页）这一看法似是而非。这也就是说，所谓圣人之学，首先是对于人类的需求、人类的情感以及人性的弱点的敏锐洞察和深刻领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给予（给）、疏导（宣）和补救（救）。（参见倪德卫，第109页）时会使周公成为周公，使孔子成为孔子。进入专题： 章学诚 历史哲学 。
这也可以理解为，道在特定历史时间（三代以上）中，已经足够充分地展示了它自己。他可以对人类生活有某种深刻的洞察，可以了解人类的需求、情感、缺陷，但是他无法把自己给之宣之救之的努力直接变成众人的政治行动。
深刻认识知识类型和个体禀赋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个体禀赋来克服流行的知识类型的局限，这样的求知活动才是对道体的深切体认。因其隐含着对于何以如此的回答，故知其然的然，就不仅是当然，还是所以然。
但如果从道体之成象这一面向来看，则倪德卫时代精神的说法未必全无道理。作为文献和书籍的六经只不过是当然，而作为史和政典的六经才是所以然。因而，在某种风气之下，特定天性的人才可能获得人们的欣赏和赞誉，其他天性的人则会受到人们的非议或者诋毁。章学诚强调，决定周公成为集大成者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超凡智慧，而是其历史机缘——时会。山口久和所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一书则从清代考据学批判出发，着重阐发章学诚以别识心裁为特征的学术主张和治学方法，认为章学诚的贡献在于恢复了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孔子之教，如何才能不成为空言？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
六经皆史强调六经都是道体的成象，而六经皆先王政典则强调六经都是圣人学于众人的产物，是圣人对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的效法。时会决定了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应该有怎样的认识和行动，也决定了人在不同的历史时刻面对历史的不同开展有不同的效法道体之成象的方式。
章学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构成了其思想中最为曲折晦涩，却又独具魅力的部分。三种能力各自发挥出来就是辞章、考订、义理。
从孔子的角度讲，六艺则是圣人一代之史，是其立言行教所依据的实事。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
其次，周公以后的孔子，不仅有历代圣王的政教行事可以学习，还有周公所集之大成可以继承。但是，圣人对于众人的学和众人对于圣人的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3]戴景贤，2012年：《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下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六经作为时会的产物，必然会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
（见仓修良，第16页）这就意味着，象通六艺这个命题的意义必须被置于道体和万物的关系中，在人之求道（学或者效法于成象）的活动中才能获得较为明确而清晰的理解。与之相应，所谓众人之学当然就应该是主动接受圣人所给、所宣、所救，并因此而成为贤人君子，成为人类中出类拔萃的一员。
这是章学诚论象之关键所在。（见仓修良，第95页）在周公以前的历史时间中，道所成之象已经非常丰富——道体之展开已粗具规模，一阴一阳之迹所呈现出来的穷变通久之理也已足够完备。
周公与孔子也有显著的差别。《易教》开篇就提出了两个颇具独断意味的命题：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如果学者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自省，就往往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种种扭曲的看法。风气是某些人的天性或者潜能（天质）在某种特定的时会之下集体得到发挥和释放。官师合一的时代，圣王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教活动认识人类需求从而给之，理解人类情感从而宣之，洞悉人类的缺陷从而救之。也就是说，孔子正是以讲述历史的方式来实现对于历史的时间性和有限性的超越。
古代圣王政教和当下人类生活都变成了知的对象，而非知（与行合一的知）自身。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从范围上讲，《易》道所涵盖远远超出政教典章。
理想中的古代政教统一体一旦瓦解，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必然发生种种分化，必然因时会不同而产生出种种形态和样式——这即是风气。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
六经作为可守之器，它是必然具体的、有限的、时间性的。孔子之后的学又有新的特点。